电影和戏剧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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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经典戏曲的电影改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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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赵氏孤儿》海报 自电影诞生之日起，就与戏剧结缘，至今不辍。新世纪以来，作为时尚风向标的电影借助现代科技，进入了市场大潮，与传统戏曲已经没有相互依存的必要性，但是二者的关系仍然没有断裂，主要表现为电影对戏曲剧目情节的借用与改编。情节的借用与改编并不相同。改编是“把一个特定的故事从一种艺术形式转换到另一种艺术形式（例如从小说到戏剧或者电影）时如何克服两种媒介本性之间的差异或矛盾。”（《戏剧思维》，陈世雄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20页）一般来说，改编要尽可能忠于原著，而借用并不一定跨媒介，允许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原作进行较大的改动。

一、 戏曲与电影改编的发生新世纪以来，随着电影艺术的普及和深入人心，电影从戏剧戏曲中寻找创作资源的情况司空见惯。而随着戏曲艺术的萎缩，导致电影反哺戏曲的情况如凤毛麟角。然而，戏曲与电影改编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首先，改编是电影创作的重要来源。

第一，戏曲改编影片的数量较多。经典戏曲的改编创作，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和传统，如《梁祝》、《天仙配》、《白蛇传》等戏曲作

品的电影改编不胜枚举。此外，随着电影《投名状》、《赵氏孤儿》、《关云长》、《忠义杨家将》等电影的出现，反映了大众对于传统戏曲翻拍的关注度。

第二，戏曲改编影片的历史悠久。经典戏曲改编传统的历史演进趋向，贯穿于百年中国电影各个历史阶段。早期电影也是与戏曲艺术探索的历程，如郑正秋运用戏曲艺术的精髓，实现电影在中国的本土化。上世纪20年代天一公司的古装拍摄热潮，视觉造型吸取戏曲舞台的表演艺术，叙事模式吸取戏曲艺术的手法，为早期中国电影地位的确立提供了保证。新中国成立前后，费穆、崔嵬等艺术家学习戏曲的表演技巧，在写实艺术中探寻象征化的艺术表现意境。新世纪以来，电影艺术家对戏曲的关注，仅停留在戏曲的故事本身，在历史批判中呈现对人性的价值追求，利用电影的形式对戏曲经典的故事进行重塑。

第三，戏曲改编影片的影响深远。新世纪以来，在传统文化思潮的影响下，电影艺术家对流传千古的经典剧目纷纷重新解读，通过摸索与实践，发掘其中包容的中国文化传统特有的情感表现、生活方式、伦理道德，重建人所共知的核心价值，不仅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而

其次，改编促进了电影和戏曲、戏曲和观众、电影和观众之间的联系，推动了电影和戏曲的发展。戏曲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需要不断通过舞台呈现存在着的艺术，其地位岌岌可危，只有将戏曲经典通过电影等艺术形式进行呈现，才是戏曲经典的生存之道。而作为大众娱乐文化的电影，对经典有一定的依存性的特征和趋向。这种经典改编的趋向，产生于电影与戏曲、电影与戏曲观众的良性互动。这种对于经典情节模式的普遍认同，演变成为观众嗜旧的审美心理。即使大众没有欣赏剧场艺术的经验，但随着影视剧的不断改编，使其对经典戏曲并不陌生。在戏曲危机重重的时代，电影通过对戏曲的反哺，二者互为促进，戏曲为电影增加了题材类型，而电影则为戏曲扩大了生存的空间。

·电影理论吕茹：新世纪经典戏曲的电影改编二、新世纪戏曲的电影改编—— 改编

实例关于改编的种类，存在诸多分类方法（程慧哲：《电影改编研究》，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3期）。以原著的改动幅度为标准，有以下几种：一、翻译式改编。强调忠实，会有少量的、局部的变动，如电影《忠义杨家将》、《梁祝》的改编；二、框架式改编。强调在整体风格、结构上忠于原著，细节上进行调整，如电影《赵氏孤儿》、《关云长》的改编；三、自由式改编。以原著为素材，进行创造性改编，如《投名状》等电影的改编。三种改编方式以框架式改编最为多产，改编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原著的改编，创造出新的艺术生命。下面以具体电影为例，探究框架式改编中主题、人物、情节结构的古今转换问题。

1.“复仇”主题的背离

“把舞台剧改编成影片，结果必然使重点从理性主题的领域转向适合于照相表现的物象领域。各种社会学见解被种种生活事实所淹没；概念上的推理则被各种含义模糊的自然现象所代替。”（《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克拉考尔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290页）由于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短小的结构体制，有着强烈的概括性和戏剧冲突，从而强调主题的提炼和抽象。一般来说，电影的改编在主题上会忠于原著，只是更新了阐释的方法与途径。

几乎在所有《赵氏孤儿》文本中，从主题取向来讲，都强化故事的“忠义”色彩，着眼于“复仇”主题，赵孤无一例外地按照既定程序行动。在电影中，要展示社会现实的粗糙和质朴，以及生活事实的流动性和多向性，主题表现会生活化、具象化，有时会弱化和转换戏曲的主题。陈凯歌为让“复仇”情节更加可信，情节编织得较为复杂。 相反，程婴对赵孤15年的养育之恩的表现难度就很大，但又无比重要。程婴没有用仇恨毁灭孩子的一生，选择15年后让他自己选择，才能真正体现他的伟大之处。”（陈凯歌：《我对父亲怀有愧疚》，载《南国早报》2012年12月11日）陈凯歌的阐释反映了现代社会对赵氏孤儿故事内涵的重新思考，人物不再是道德的标签，而是个体生命的实现，其中所表现的对传统复仇观念的一种背离，甚至是颠覆。

2.“单一”结构的转换

戏曲结构在传统戏曲作品中尤为重要，通常采用流水式的线性结构。对此，清代李渔提出戏曲“结构第一”论，包括“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闲情偶寄》，李渔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1页），说明戏曲结构服务于整体的情节冲突、悬念设置、主题发展，往往设计精巧。相对而言，电影结构灵活多变，而且“不再强调矛盾必须以戏剧冲突的形式来展现，而重视对事物内在矛盾的挖掘和展示；在情节安排上，重视细节的运用和对日常生活图景的自然展示。”（《电影剧作概论》，汪流、王迪等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236-242页）相对而言，元杂剧由于四折一楔子的结构体制，精巧短小，其“分‘出’和十九世纪西方戏剧分‘幕’有暗合之处”（明清至近代的传奇除外）（《汪曾祺说戏》，汪曾祺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100页），与电影的结构特征不尽相同。

在古代所有《赵氏孤儿》文本中，渲染的都是故事的核心价值：舍生取义，而血亲复仇故事的情节——程婴舍子和赵孤复仇，大多都将“救孤”作为文本核心，而将赵孤复仇置于其次，如元杂剧第四折描写程婴痛说“血泪家史”，以赵孤提剑奔走欲杀屠岸贾而告终。而在陈凯歌电影的改编，使情节平民化、普世化，还原人物的立体和人性，事件的合理和完整，这些都要通过一系列细节运用和日常生活的展示。其中主要的改动是将程婴主动舍子改编为被动救孤，从而传统戏曲中脸谱化的英雄人物塑造为真实可信、生动鲜活的凡人，在重述故事的同时也完成了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另外，他还重塑戏曲故事的结构，采用多种结构形式交叉的形式，并增加了元杂剧中赵孤复仇的情节。为了使赵孤复仇的情节更加合乎现代人的思考，电影将重心放在赵孤成长的部分，重塑了经典文本中屠岸贾的奸臣形象。当复仇时，赵孤同样面临这样的道德困境，必须在亲情和正义之间做出选择，而他却陷入两难的境地，直至屠岸贾的剑刺进程婴的身体，新仇旧恨压倒了他对屠岸贾养育之恩的犹豫，程勃才有足够的心理动力刺死屠岸贾。

3.“英雄”人物的颠覆

巴拉� ”（《电影美学》，巴拉兹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266页）而且，“电影剧本不插述情感，而是使情感在观众眼前具体地出现和发展，戏剧要在一段连续的假想时间内不间断地表现情感”。（《电影美学》，前揭，17页）从戏曲表演的角度而言，演员需做到生活和艺术二者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难分。（《粉墨春秋——盖叫天舞台艺术经验》，盖叫天口述，何慢、龚义江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275页）而电影表演艺术追求还原现实的真实性，要求用生动自然的表演来呈现生活和人生的真相，人物对话则接近生活的口头语言。

千百年来，关羽为人处世的经历在只有人物表演的戏曲舞台上，从元代的关羽戏至小说《三国演义》至近现代地方戏，一步步演变成为民间社会信仰体系中独一无二的神。关羽衍生的戏剧作品，仅京剧名家李洪春擅演的关羽戏就有27出。（《关羽戏集》，李洪春等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数十出关羽戏集中描写了他奇特的人生经历，对异姓大哥的忠诚、华容道义释曹操的胸襟，因此他的形象逐渐演变成为一个义的符号，无可挑剔甚至不近情理。电影《关云长》的改编要还原现实的真实性，使情感具象化、生活化，并且用真实的人物对话来呈现关羽的特殊人生经历。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以关、曹二人的许城相会、过五关斩六将为主线，相比戏曲中神化的关羽，电影进行了彻底的颠覆，立意反英雄、讽忠义，展示出一个人性化、真实化的关羽形象，在与曹操的精神对弈中，不再刚而自矜，而变得纠结迷茫。相比刘备的温俭持重、礼让德厚，曹操的不拘礼法、我行我素给关羽带来耳目一新的精神冲击，并向关羽身体力行证明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政治根本，而不再仅仅是霸业。对于曹操而言，关羽对于忠义的秉持，可谓情至义尽，几乎是对曹操形象的。

三、新世纪戏曲的电影改编之回顾与

展望近千年来，传统戏曲作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情感与人伦传统的结晶，它认同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基本价值在当代社会依然有普遍的意义。新世纪以来，经典戏曲题材改编的商业制作大片纷纷亮相，证明了传统戏曲的现实价值与历史传承。

首先，有利于戏曲的传播，使戏曲遗产得以保护与发扬。在戏剧危机重重的时代，电影已经取代戏曲成为大众接受的主要娱乐消费方式，普通民众与剧场艺术之间基本疏离。通过电影的改编，戏曲以崭新的姿态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让更多的人体悟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魅力。同时，通过编导的重新阐释，将传统与现代融合，使之保持永久的生命力。

就目前的电影市场来说，传统戏曲虽然为电影提供稳定的灵感来源，但是电影的改编难度超过原创。主要问题有：一是传统经典戏曲的社会认同，受到大众传媒的威胁。二是不尊重经典原著，一味追求新鲜，哗众取宠地取悦当代人的审美消费，造成主题的严重偏离。三是受市场利益所驱使，以吸引眼球、获得高� 所谓“变则可久，通则不乏”，重述经典业已成为当下大众文化创造的重要方式。如何在保留戏曲文本内涵的基础上，剔除与现代人价值观念相悖的成分，完成从传统至现代的创造性转换，仍是我们需要不断探索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