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名篇（最新10篇）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下面是的小编为您带来的诗经名篇（最新10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家。

《诗经》中的婚姻爱情诗所蕴涵的社会学价值 篇1

（一）反映了父母之命、谋钓之言对婚姻的规范

西周时代是一个礼教不断制定和完善的时代，西周周公制定礼教奠定了我国文化传统的基础，而随礼乐之事的不断完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其规范，婚姻也不例外。中国传统婚姻的父母之命、媒约之高也在《诗经》的婚恋诗中有所反应，例如《卫风氓》中匪我想期，子无良媒，以女子的口吻写到不是我愿误佳期，你无媒人失礼仪，这里写出了当时婚姻的。一种流程规范，没有媒人来谈婚事，是不符合当时的礼仪魄《齐风南山》中的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也是讲男子娶妻必然要得父母之命，有媒约之高。从这些诗句中，我们看出这些礼仪规范己经开始干扰男女的自由恋爱与婚姻，只有经过这些规范认可的婚姻才能得到祝福，这些规范也使得恋爱男女有了岂敢爱之？畏我分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高亦可畏也的哀怨与顾忌。

（二）反映了男权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

东周之前并没有严格和规范的婚姻制度，但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以及奴隶制的产生，在父系社会之中，一个成年男性如果有一定的财产，那么其必然就需要一个财产继承人，而且这个继承人也必须是男性，为了保证其财产为其自己骨肉所继承，在婚姻上，便要求女子对于男子要绝对的忠诚，而男性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则可以拥有多个妻子，这也就形成了一夫多妻制。在男权社会之中，女子遭受养多重不公待遇，在《卫风氓》中，女子就诉说了自己婚后辛苦操劳的生活，但最终还是被丈夫虐待和遗弃，不得己女子只能同到娘家，却又被自己的兄弟嘲笑，因此女子以自己的经历告诫年轻女子于磋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这道出了在男权社会之中被受婚姻制度压迫的女子的现状。

（三）反映了古代妇女的生殖责任

男权社会一切以服务男性为基准，这也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极为低下的，女子在家庭中不仅要承担起所有家务，还要承受繁衍子嗣的压力。在宗法制社会，繁衍子嗣对于一个家族的延续以及财产的继承是十分重要的。在诗经《周南益斯》中，作者称赞益斯强大的繁衍力，认为益斯宜尔子孙能够家族兴旺、世代延绵。在《周南桃天》之中有桃之天天，有昔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作者借桃树果实累累来祝福出嫁的姑娘能够早生和多生孩子，这种把子嗣繁衍看做是妇女的责任与义务的观念至今还在社会中有所保留。

《诗经》选集 篇2

《关雎》

（男子慕恋女子，想和她结成伴侣的恋歌。《关雎》开头的“关雎和鸣”之景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男女间的和谐恩爱）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经》简介 篇3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诗经》共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

“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我们看到了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中更感悟了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已经向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大胆地提出了正义的指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国风”中有一些反映兵役、徭役给人民造成极大痛苦的思妇的诗，如《殷其雷》、《伯兮》、《君子于役》等就是这一类诗篇的代表作。“国风”中还有数量不少的爱情诗。反映不合理的婚姻给妇女造成极大的痛苦，表达青年男女对美满婚姻的向往和追求，是这类爱情诗的重要主题。《氓》、《谷风》等篇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种生活画面。而《柏舟》还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反抗意识。基调健康、乐观的恋歌（如《静女》、《木瓜》等），更给爱情诗增添了一种和谐、喜悦的情愫。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思想情感的真实表达。

“国风”中还有不少民歌对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予以有力的讽刺和鞭笞，如《新台》、《南山》、《株林》等都是这方面的名篇。

以简朴的语言描摹事物，以朴素的生活画现反映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国风”中有很好的体现，并且成为它显著的艺术特点。在形象塑造上，“国风”也具有 现实主义艺术特色。作者们能通过抒情主人公的内心倾诉，表现他们的欢乐与悲哀，刻画主人公的行动及其性格特征。“国风”在形式上多数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韵，但也不是千篇一律。它常冲破四言的规定，而杂用二言、三言、五言、七言或八言的句子，如《伐檀》就是一首杂言诗。这些随着情感的波动而富于变化的诗句，读起来节奏分明，极富音乐性，“国风”的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精确恰当地使 用双声、叠韵、叠字，更增加了艺术魅力。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国风”大大增强了表现力。

雅诗和颂诗都是统治阶级在特定场合所用的乐歌。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无法与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的“国风”相比，但由于它们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因此，也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

《诗经》是我国文学光辉的起点，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它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诗经》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

1、《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作品305篇。《诗经》本名《诗》或《诗三百》。后世儒家学者把它尊为经典，故称《诗经》。

2、《诗经》按音乐性质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

“风”是民谣、土乐，有十五国风，106篇，大多数为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具有浓厚的民歌特色；

“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根据音节、律吕分为大雅、小雅，共105篇，多为贵族、士大夫所作；

“颂”多采用庙堂祭祀舞曲，有商颂、周颂、鲁颂，共40篇。

3、《诗经》的艺术手法，前人曾概括为赋、比、兴。据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一书中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就是说，赋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描写；比就是比喻；兴是先借用别的事物或所见的眼前之景起头，然后引出要歌咏的人或事。赋、比、兴是前人对《诗经》艺术手法的总结，其实《诗经》的艺术手法远不止这三方面。

4、《诗经》以四言为主，节奏简约明快；常用重章叠句，情致回环往复；根据不同内容的需要，灵活地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写景抒情极富艺术感染力。语言质朴优美，韵律和谐悦耳。

5、《蒹葭》选自《诗经》里的《秦风》，是十首秦风中的第四首。秦，国名，其地即今天陕西、甘肃部分地区。

“兴”的表现手法： 篇4

“兴”就是朱熹所说的“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兴”的意思是“起”，是托物寓情，是寄托，是联想，其作用是含蓄、蕴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些情感如果直言表达，容易穷尽。把情感寄寓在形象之中，让读者不知不觉地从形象中受到感染，产生意味无穷的效果。

比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果舍去景物，不过是说“去时是春天，回来是冬天”，还有什么意味呢？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的艺术手法，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类型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已流传了二千五百年之久，它之所以能流传至今，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因而成为后代诗人学习、仿效的对象。《诗经》的许多作品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那个年代，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写实传统，堪称为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特别是其中的民歌作者，本身是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劳动者，他们“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他们写自己的劳动和生活，表现自己思想愿望苦乐悲欢，这些触景生情、情由衷发的诗篇，都能如实描写，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态和粉饰雕琢之弊，形成了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诗经》中的政治讽喻诗，敢于揭开内幕，指斥时弊，且能表达出作者鲜明的憎恶或误伤之情，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形象地表现生活是文学的共同要求。《诗经》的一些优秀篇章，大多能塑造出较为鲜明、生动的形象，把生活中人物的某些特点再现在作品中。如《邶风·静女》的“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鄘风·柏舟》的“髡彼两髦，实维我仪”，《齐风·东方未明》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动态描写都十分逼真传神。《郑风·出其东门》的“缟衣綦巾，聊乐我员”，都描写了主人公所爱对象的模样：前者写发式——两边垂着齐眉发；后者写衣饰——白色的上衣，淡绿色的头巾。这些外貌描写也具有形象性。至于《诗经》中的一些叙事诗，如《卫风·氓》、《邶风·谷风》中的主人公，更是具有初步的性格特征，为后来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形象塑造提供了一个起点。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开端。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抒情诗，在三千年以前就开始步入成熟的阶段。它的思想艺术成就，在文学史上有多方面的开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精湛而杰出的艺术成就，把我国诗歌发展推向了第一个高峰，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中民歌和文人诗的优秀诗篇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现实，推动后代作家把注意力投向现实，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并把这些现实内容真实地用作品反映出来。屈原诗歌的兼善风雅、汉乐府的“缘事而发”、建安诗歌的“风骨”精神，直到杜甫的“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都与《诗经》的写实精神一脉相承。

《诗经》虽也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离骚》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

同时，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则，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后代的民歌明显地继承了《诗经》起兴手法。屈原在《楚辞》中，更是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如，《短歌行》就是一篇历来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晚近时期的学者，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排除汉、宋门户之见，进一步从文学、史学、社会学等角度阐发诗义，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许多学者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将《诗经》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了中国的国界，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了汉文版的《诗经》；从十八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诗经》的全译或选译本，成为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

基本信息 篇5

《诗经》约成书于春秋时期，到了汉代被儒家奉为经典。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东汉以后，齐、鲁、韩三家先后亡失，仅存《毛诗外传》。毛诗盛行于东汉以后，并流传至今。重要的注本有《毛诗正义》、宋朱熹的《诗集传》、清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清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今人程俊英的《诗经释注》[1] 、今人余冠英的《诗经选译》等。

民间有孔子删诗之说，但据史料可证孔子并不曾删书。现今流传本有三百一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后来为方便，就称作“诗三百”。孔门弟子中，子夏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而如今世上只剩外传10卷。至于当今世上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

节 邶风 篇6

鹊巢、采蘩、草虫、采苹、甘棠、行露、羔羊、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何彼秾矣、驺虞；

节 齐风 篇7

缁衣、将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清人、羔裘、遵大路、女曰鸡鸣、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丰、东门之墠、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

译文 篇8

南山乔木大又高，树下不可歇阴凉。

汉江之上有游女，想去追求不可能。

汉江滔滔宽又广，想要渡过不可能。

江水悠悠长又长，乘筏渡过不可能。

柴草丛丛错杂生，用刀割取那荆条。

姑娘就要出嫁了，赶快喂饱她的马。

汉江滔滔宽又广，想要渡过不可能。

江水悠悠长又长，乘筏渡过不可能。

柴草丛丛错杂生，用刀割取那蒌蒿。

姑娘就要出嫁了，赶快喂饱小马驹。

汉江滔滔宽又广，想要渡过不可能。

江水悠悠长又长，乘筏渡过不可能。

修辞 篇9

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修辞。

赋：反复铺陈。“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朱熹《诗集传》，赋即铺陈，也就是直接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打比方。“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诗集传》，比即比喻、打比方，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兴：起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兴即烘托、衬托，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兼有了比喻、象征、烘衬等的手法，但正因“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 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 “兴”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

注释 篇10

①休思：休思。休：止息也；思：语气助词，没有实义。

②汉：指汉水。游女：在汉水岸上出游的女子。

③江：指长江。永：水流很长。

④方：渡河的木排。这里指乘筏渡河。

⑤翘翘：众也，秀起之貌。错薪：杂乱的柴草。

⑥楚：杂薪之中尤翘翘者

⑦秣（mò）：喂马。

⑧蒌(lóu)：草名，即蒌蒿